校友风采丨杨锦涛：大理，我的故乡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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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涛，北京师范大学2014届公费师范生。云南省大理州民族中学语文教师、班主任，高一语文备课组长，学校团委书记，政教处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学语文素养植根工程团队成员，融媒体教材软件“素养植根APP”编写组成员，山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出品的“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语文可以这样学”系列公益项目的讲师团成员，扎根一线教育七年，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己任，以新理念新要求倾情打造魅力课堂，全力投身教学改革，在《语文教学通讯》等语文教学期刊上多次发表文章。
“本科我和室友们一起去爬了泰山。泰山其实是没有我们的苍山高的，但因为周围是平原，你会觉得看不到边。泰山高就高在它是独一座。”如今，杨锦涛在云南省大理州民族中学已任教9年。他的公众号“子昜小志”从2016年开始更新，记录自己的教学和生活随感，如今已有四千多的关注量。
杨锦涛将“子昜”作为自己的笔名：“子者，尊师也，昜者，物化也，子昜乎，予以传道受业解惑之谓也，亦谓吾志之远也。”《说文解字》谓：“昜，开也。”章太炎释文称：“从勿。勿，旗也。古旗比云，即云开见日。”——似乎正如曾经在泰山见到的日出一样，他也在对自己的期许中慢慢摸索出一条从教之路。
致师大时光：自我、自知、自信、自省
2018年7月15日，杨锦涛在公众号发布了一篇《再见吧，北师大》，六天前他拿到了北师大研究生的毕业证。本科与硕士，他度过了7年时光，但北师大在他人生中留下的痕迹却远不止于此。高中三年，北师大代表着理想的自我；本科四年，北师大帮他自知；工作四年，北师大又带给他自信。“如果要接着讲，”他最后说，“那现在工作到了第九年，已经由自信变成了自省。”
杨锦涛来自农村，小时候就想当老师。上了高中后，他想如果要读师范，那就要读最好的。他曾在文章中写：“我把‘北京师范大学’六个字写在一张小黄色便利贴上，然后把这一张纸贴在了我的床头。”这张贴纸支撑他熬过了艰苦的高三，那时他还不知道有公费师范生的政策，后来“感觉自己赚到了，居然念书还会给我钱”。最终，他的高考成绩排在云南省前100名，如愿来到了北师大文学院。这是他第一次出省，杨锦涛仍然记得他与父亲打车去了天安门。他没想到9月的北京这么热，穿了一件很厚的帽衫，汗流浃背地站在宽阔的广场前，内心无比激动。
本科四年在“宇宙第一文学院”，他格外感念两位老师。一位是教授先秦文学的过常宝，当时在完成《九歌》作业时，班上出现了大面积抄袭。“很惭愧，我也不例外地抄了。”他没有避讳，“过老师骂了我们很久。”后来他写了封邮件向老师道歉，过老师的回复他记到了今天：“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任何时候，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
另一位则是讲语文教育学的张秋玲。“她骂人特别狠，”杨锦涛心有余悸，“但我知道是恨铁不成钢。毕竟如果连我们都这么随便，那以后一线教育靠谁呢？”因为张老师的铁面无情，很少有学生敢请她指导毕业论文，但杨锦涛主动找了她。老师给他的批注几乎快赶上论文的长度，甚至细节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毕业后他也维持着写作的习惯，“其实能写这么多东西，很大程度来源于张秋玲老师。”
刚参加工作时，杨锦涛喜欢告诉别人自己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因为“北师大毕业的我比较厉害，努力工作的我没有丢北师大的脸”；但现在他逐渐不会这样说了，只用“高中语文教师”自我介绍。“北师大”更像是自省，用以律己而非示人：他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放在了办公桌上，有懈怠之时就自我警示。去年，教育部组织学校拍了一组《我和我的学校·红色记忆》的短片，当时给杨锦涛配的字幕是：何以为师？以初心。“我觉得我应该是做到了。”他平静地说。
热爱生活、尊重奋斗、相信正义
杨锦涛很有热情。2014年开始工作，9年来他几乎没有抱怨过教学的辛劳，甚至“有寒暑假”这个经典的职业优势也没有那么吸引他。“教师是我的生活方式。”他说。刚参加工作时，他会备课到凌晨1、2点，在知网上查阅大量文献。而现在分担了学校各种工作后，他需要用自己的私人时间备课，依旧很少在12点以前睡下。
与之相称的是他优秀的履历：在工作的九年里，他取得了优异的教学成绩，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参编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因为教育教学事迹突出，29岁破格晋升为中小学高级教师。他兼任大理、丽江、怒江三地州高三州统测的语文命题组组长，大理和丽江高中语文课赛的评委组组长，被当地多所学校聘为教学指导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中学语文素养植根工程团队的一员。优秀的背后也蕴藏着他敢说敢做的胆量。几年前某个教育机构组织了云南省几个州市的联考，题目出得比较糟糕。杨锦涛在300多人的改卷群中发了一篇近6000字的长文，申说试卷的不合理之处。迫于各种压力，他也没有撤回这篇文章，“我只是想把我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和大家探讨一下。”
几天后，州教科所的领导来学校视察，特意听了杨锦涛的课。“他说，后来他读了我的文章，觉得有理有据。问我敢不敢接下州统测的命题任务，他敢给，我当然敢接。”杨锦涛回忆，“因为有了州教科所这个平台，我的能力慢慢被州内的其他学校、其他地州、甚至省教科院的发现并认可。”提及当初为什么敢在压力之下坚持，他打趣道，“我是北师大的毕业的，真被开除了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
这些有点传奇的经历让他格外相信奋斗与正义的力量。2021年11月7日，杨锦涛30岁。这一天，他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短文回顾充实的29岁，并在结尾写下“热爱生活、尊重奋斗、相信正义”十二个字。对他来说，这朴素的箴言是9年教学生活的真切写照。“我也常和我的学生说，一天辛劳，但站在讲台前就会被治愈。我真的喜欢教书。”
将理想根植于现实
“我是政教处的，这个部门总要管学生，但学生还都挺喜欢我的。”今年教师节，杨锦涛为留校的学生播放了《无负今日》，介绍了北师大。出乎他意料，学生很兴奋，纷纷找他合影。但他也很清醒：“高中三年对一个人的人生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无法让所有学生都听我的话。”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什么是“好老师”，杨锦涛会选择《左传》中的一句话：守道不如守官。坚持道义不如做好本职工作，不要总想宏大的问题，而是看到眼前的学生。
这不代表他不愿意谈理想，而是他更希望一切引导能落到实处。9年来因为喜欢教书，杨锦涛很少在语文教学上遇到困难，他忧心的是到底如何调动学生的内驱力。“很多高中老师喜欢和学生说，‘考上大学你就不用学了’、‘考上大学就好了’，我非常不喜欢这样。大学恰恰是更应该努力学习的时候。”他希望学生能在高中阶段就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选择一个感兴趣的专业。在学生毕业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寄语：
听从你心，寻你所爱，行你所行，不要以为忙碌就是充实，也不要以为无事就是虚度，忙碌若不与自己的热爱相关，那还不如慢下来享受生活的清闲，负责任的自由和忠实于自己的快乐一直都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所以，抛开所有因素，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去思考自己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毕竟，只有自己独自去面对自己，与自己进行对话，这样于你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
“有的学生毕业后给我打电话，说他/她在大学明白了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现在也在努力读书。”杨锦涛十分欣慰。
此心安处
在就业选择上，与杨锦涛一起毕业的同学几乎都留在了昆明，唯独他下定决心回到自己的家乡，谈及原因，他说：“相较于大城市，可能小地方更需要我吧！”他非常认同前段时间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读书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帮助家乡摆脱贫困。”
“我是非常认可我的师范生身份的。”杨锦涛很肯定。回到大理是如愿以偿，而他对这里也越来越有了自己的理解。“我们这里缺乏学习的机会，缺乏研究的氛围，缺乏对语文的重视。”教授理科班的杨锦涛严肃地说，“我们不缺理论，缺的是理论落地。”每次研讨会，专家会将理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到底怎么应用在一线教学上，却没人告诉这些老师。杨锦涛只好自己一点点摸索，引导学生讨论式学习。前一阵出差了20多天，他没有请同事代课，而是让课代表组织开展讨论式学习，紧接着的州统测他们班语文成绩排在了年级第一，考出了历史最好的成绩。
因为素质教育理论无法真正指导生活，很多时候中西部地区的语文教育又退回了严重的唯成绩论。“许多老师只讲高考背诵的篇目。”杨锦涛叹息，“其实现在硬件很好，即使是大山里的学校，你也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好的电子设备。但‘软件’太不完备了。”
这也是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北师大人的期许：“北师大的学子应该是不一样的气质。北师大的学生来到中西部，是为了让优秀的人能影响更多的人。我们来到这里，应该努力去改变教育生态。”杨锦涛所在的大理州民族中学，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8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他去家访，有的家长还不会说普通话。“我见过太多通过教育出去的人，有学识的青年人真的能引领学生。”
今年，杨锦涛成了预备党员。“只有来了这里，才知道这个国家信仰力量的来源。”前段时间他回农村办事，老人见到他胸前的党徽，非常高兴地拉他去屋里坐坐。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在被一群有信仰的人所期待和认可，这让他在教学之余同样鼓起了做管理工作的热情。
但他仍然无法对后来人说什么——无论是鼓舞还是忠告。“只有我做到了，我才能让人去做；只有我相信了，我才能让人去相信。”他沉吟一会儿，“我想我只能说，我的经历是这样的，我讲给你们听，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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